2024年，79岁的葛剑雄从上海搬到了深圳，任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图书馆馆长。他走路健步如飞，年轻人跟他同行，需要加快脚步。他胃口很好，除了不吃辣，对食物没有忌口。适应广东的气候和饮食，对他来说不是问题，但“深圳的食堂，口味还是有点重，更偏北方”。葛剑雄生于1945年，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、人口史学家，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，曾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、全国政协委员。
葛剑雄喜欢旅游，来深圳履新之前，刚去了趟新西兰。跨过遥远的南太平洋，接待他的学生也年过六旬，那是他在中学任教时的学生。改革开放前，葛剑雄在上海古田中学任教时，曾协助公安局办案。那时学校里有学生犯了罪或出了事，要出人协助公安，叫“群众办案”。葛剑雄第一次去黄山，便是协助办案过程中，押送犯人从上海到淮北，返程途中顺便去的黄山。
那时工资很低，“做梦也不敢想自己花钱去旅游”，都是利用机会“公私兼顾”。何况，外出住宿、买票，需要单位开介绍信，不然寸步难行。葛剑雄记得，他曾陪老师谭其骧先生坐软卧，列车员叫他们“首长”。那个年代，副教授没资格买软卧车票，必须正教授，坐飞机需要局级以上的单位开介绍信。直到1980年代后期，这种状况才逐渐改变。后来，他频频旅行，去过西藏阿里、乞力马扎罗山和南极。
葛剑雄对技术的态度颇为矛盾。他是复旦最早购买空调、使用数码相机和电脑的教师。1986年，从美国访学归来途经香港时，他买了一台摄像机。在纽约询问领事馆，据说有两个“大件”的指标，到了中国的海关却遇到了麻烦，当时录像机有免税指标，摄像机没有，海关工作人员让他稍微改改，“写成录像机，就可以放你进去”。葛剑雄说，“这是违法的事，我不做的。”他付了1500元税款，相当于一年工资。1991年，用四通打字机，他打字、排版了著作《中国人口发展史》。但他坚持不用手机，直到新冠疫情来袭，“打疫苗都要查码”，“不用寸步难行”。
“我这个人好奇心很强，对自然科学技术的变化一直非常关注。一个新的东西出来，如果我很快要用，就需要懂它的原理。不懂的话，会打电话问我学理科的一些老同学。”他说，“但我认为对我弊大于利的，就抵制。”
他十分关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，特别是高校及公共图书馆的资源利用等问题。以下是南方周末记者对葛剑雄的专访。
2024年3月，葛剑雄出任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图书馆馆长。（视觉中国 图）
大湾区的公共图书馆能不能建成一个真正的联盟？
南方周末：你在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担任图书馆馆长，和之前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当馆长相比，有哪些差异？
葛剑雄：复旦大学图书馆是一个老馆，规模比较大，藏书多，学生和馆员人数也很庞大。这里是个新馆，学校建校才10年，图书馆建成大概也不过6年，现在纸本图书还不到20万册，这些是不能比的。另一方面，它的建筑理念和功能都是新的。以前我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当馆长时，它才刚从传统的借还书改成电子化操作，而深圳这里借还书的手续已经全部自动化，学生自己在机器上操作就可以了。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的图书馆，数字化资源占主要部分，每年买数据库要花2000万元，纸本图书只有几百万元。我在复旦当馆长的最后一年，采购的数字化资源已经是全国高校图书馆里排在前列的，也才接近50%。深圳这里大部分（经费）是用来采购电子资源的。另外，因为这里是全英文教学，所以采购的图书以英文为主。
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是一个独立的学校，并不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校区。所以有些地方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理顺，比如说两校的图书资源共享不了。那边的馆长跟我解释，香港中文大学不是私立，是香港特区政府办的。香港特区政府规定，这些资源只能用在香港居民身上，比如说我们学校的同学要进他们的图书馆，这没有问题，但用了别人的资源也要付费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价值观念的区别。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比照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，但还是要接受内地的教育政策。到目前为止，学校的模式基本上是模仿香港中文大学的，比如全英文教学，像中国历史的课程规定要有英文版，因为有外籍学生，他听不懂中文。但人文教材不可能全部用香港中文大学的，我们要保持自己的价值观念、意识形态，实质上还是有区别。
南方周末：你谈到的这个问题，实际上也是粤港澳融合与交流面临的问题。
葛剑雄：我认为大湾区建设现在到了要务实、深入的阶段了。你声势造得很大，这个不错，也需要的，但现在应该要解决实际问题。举个例子，先不讲大学图书馆，大湾区的公共图书馆能不能建成一个真正的联盟？香港特区政府、广东省政府投入的设施能不能都开放，大家互惠？比如，可以做记录我用了你多少资源，你用了我多少资源，来做一些抵扣。粤港澳三个地区在行政上很多差异恐怕还不容易消除，也不可能消除，那么能不能在一些流通环节上面简化、优化？
对公共图书馆的重要性依然认识不足
南方周末：你担任了很长一段时间图书馆馆长，图书馆在当前的文化建设中，发挥了怎样的作用？
葛剑雄：中国原来其实是没有公共图书馆的概念的。乾隆皇帝当时规定抄了7份《四库全书》，表面上容许士人阅读，实际上并不是面对公众的，所谓的士人还是有身份的，比如地方的秀才、举人，而且也不是一直开放。又比如说东汉的时候，曾经把儒家的经典《熹平石经》刻在石头上面，放在京师太学，也主要是给太学生看的，并没有一个公共图书馆的概念。
到了近代，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了公共图书馆，它的意义在大学图书馆或者其他专门的图书馆之上，因为它是真正面向公众的。公众有接受知识和新信息的权利。一个国家要现代化，特别是要真正提高全民的知识，离不开公共图书馆。
到现在，尽管经济条件有了比较大的改善，也有了互联网，但是像有些大部头的书，普通人还是买不起，也没有必要。有些资源公共图书馆有一套（就行），利用率就很高，不可能大家都去私人藏书，而且藏书对文化并不具有公共价值，公共图书馆的书才应该具有公共的价值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们今天对公共图书馆的重要性依然认识不足。
这几年书店萎缩，有的地方为了表示重视，提出口号，我们的城市不能没有书店。我认为这个话是很片面的。举一个不雅的例子，以前棺材店是每个城市必需的，现在推广了火葬以后，我还能不能说“一个城市不能没有棺材店？”所以我提的口号是，城市不能没有公共的阅读空间。政府支持书店，不是为了扶助这个产业，因为实体书店减少销售的情况是世界性的，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，以色列、德国以看书著名，他们也有很多实体店关门了，毕竟现在去网上买书方便，可选的书又多。
现在政府资助书店继续生存，每年给它补贴、免房租，我觉得应该提出条件，比如说你同时要为这个城市提供20平米的阅读面积，供大家免费借书阅读；或者你必须每年举办几场读书讲座，我们一场奖励多少钱，这才对。而不是片面地资助书店，搞得富丽堂皇，但那并不是真正的公共空间。